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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我國人類學民族學界有“南岑北費”之說，“北費”，無疑是指費孝通，“南岑”，指的就是岑家梧。岑家梧（1912年～1966年），我國著名的社會學家、民族學家、人類學家、歷史學家和文藝學家，被學界稱為“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的一代宗師”。
岑家梧是海南澄邁人，父母早亡，家境困難，但他勵志學習，1931年秋，他考入廣州中山大學社會系，1934年夏，通過南洋經(jīng)商的堂兄資助赴日留學，先后在東京立教大學和帝國大學攻讀史前考古學和體質人類學。此后三年，他接連撰寫了《圖騰藝術史》、《史前藝術史》和《史前史概論》三部專著，國內商務印書館獲稿，相繼于1936～1940年出版。
1937年 “七七”事變之后，岑家梧回國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并開始了在國內的學術研究?？箲?zhàn)半年，他與夫人在云貴川輾轉，即使生活艱辛，也依舊堅持自己的學術研究，先后出版了許多論著，如《抗戰(zhàn)與邊疆民族文化運動》（1938年）、《西南民族研究之回顧與前瞻》（1940年）、《嵩明花苗調查》（1940年）、《西南邊疆民族藝術研究之意義》（1941年）、《槃瓠傳說與瑤畬的圖騰崇拜》（1941年）、《西南部族之體飾》（1941年）、《論民族與宗教》（1942年）、《論苗族的幾何紋》（1943年）、《西南部族之樂舞》（1943年）、《西南部族之工藝》（1943年）、《貴州部族研究述略》（1944年）等。
解放戰(zhàn)爭之后，岑家梧回到廣州，在中山大學社會學系任教，并參與其他的教學管理工作，對于嶺南教育的發(fā)展做出了許多貢獻。同時，也有大量論著問世，《中國民俗藝術概說》（1946年）、《古代社會階段論》 ( 1947) 、《中國邊疆藝術之研究》（1947年）、《水書與水家來源》（1948年）、《四川蠻洞考察記》（1948年）、《亞洲北部古代漁民及其陶器文化》（1948年）、《水家、仲家風俗志》（1949年）、《瑤麓社會》（1949年）、《唐代婦女裝飾風俗考》（1949年）等，內容豐富，涉及歷史、藝術和民族研究等各個方面。
新中國成立后，岑家梧對于民族學人類學的發(fā)展抱著美好的希望，一邊進行理論研究，一邊參與了我國的民族識別和少數(shù)民族社會歷史調查。他于1951 年 7 月作為中央訪問團第二分團副團長，帶隊赴廣東北部地區(qū)及海南島訪問瑤、 苗、黎等民族。1956年擔任中南民族學院副院長期間，他奉命赴京，參與全國性少數(shù)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籌備工作，審編《社會性質調查參考提綱》，并給全體調查人員作《關于民族社會調查研究的一些問題》的報告。同年，他被委派為廣東調查組組長，帶領調查組赴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在保亭縣毛道鄉(xiāng)黎族“合畝” 制地區(qū)作重點調查。他在《光明日報》上連載的長篇文章《海南黎族“合畝”制的調查研究》獲得學術界的高度贊揚。1961年春，岑家梧完成了《中南民族史略》和《中國原始社會史》兩部專著的寫作。1965 年夏季，他奉派去廣西三江民族地區(qū)參加“四清運動”，調查收集當?shù)厣贁?shù)民族的文化歷史資料，準備日后教學使用，但是在文革中不幸去世，結束了短暫而輝煌的一生。
除去對于西南民族、海南少數(shù)民族和少數(shù)民族藝術、歷史研究等方面，岑家梧也積極推動民族學人類學的中國化進程。他認為國情和文化不一樣，中國的民族學與西方有本質的區(qū)別。首先，西方民族學人類學的某些不平等說、文化中心論都不適用于我國；其次，西方的民族學人類學產(chǎn)生是殖民主義的產(chǎn)物，我國不一樣，是一個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因此，中國民族學要做的是深刻理解我國的歷史，綜合多個學科，對于我國民族進行詳細的研究，了解在歷史上，各個民族相互聯(lián)系、交流和同化的事實；最后，因為當時的歷史背景，岑家梧與當時的學者傾向于構造解釋“中華民族”這一概念，認為應該看到我國各民族在歷史發(fā)展過程中，趨向統(tǒng)一，凝結為一個中華民族的整體。但也同樣重視每個區(qū)域文化的特殊性和豐富性，認為正是“多樣的統(tǒng)一”構成了中華民族這個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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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李鴻然.岑家梧學術思想述評[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02).
2.耿明松.岑家梧藝術思想研究[J].中南民族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01).
3.宋蜀華，白振聲主編.民族學理論與方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年.
黔網(wǎng)文（2018）
4500-013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