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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思巴字是由蒙古皇帝忽必烈特命國師八思巴創(chuàng)制的官方文字,于至元六年(1269年）頒行。初名“蒙古新字”，不久改名“蒙古字”，又稱“國字”、“國書”。近代學術界通稱為“八思巴蒙古字”或“八思巴字”，也叫“方體字”。
八思巴字根據(jù)蒙古統(tǒng)治者的需要而創(chuàng)制，首先用于拼寫蒙古語，成為蒙古族的一種民族文字。為了適應元朝大一統(tǒng)的需要，又被規(guī)定用以“譯寫一切文字”——即拼寫境內(nèi)各民族的語言。從現(xiàn)有文獻來看，八思巴字除拼寫蒙古語外，還拼寫漢語和維吾爾語，按書面語轉寫藏語和梵語。
蒙古族是中國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12世紀末至13世紀初，乞顏氏貴族鐵木真統(tǒng)一蒙古諸部，1206年被奉為大汗，尊號成吉思汗，從此建立了大蒙古國。
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遵用漢法，改革舊制，深感“今文治浸興而字書有闕，于一代制度實為未備。故特命國師八思巴創(chuàng)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于順言達事……”。（見《元史·釋老傳·八思巴》）
八思巴是藏族著名學者、喇嘛教薩迦派第五祖羅追堅贊(1235 —1280)的尊號，“圣者”?！爸薪y(tǒng)元年，世祖即位，尊為國師，授以玉印，命制蒙古新字，字成，上之?！?/p>
八思巴字是三種拼音文字，絕大多數(shù)字母仿照藏文體式而呈方形，少數(shù)字母采自梵文“天成書”，還有個別新造字母。字母表最初由41個字母組成，后來用于譯寫各種語言，陸續(xù)有所增益，按現(xiàn)存資料統(tǒng)計，一共增加了16個，字母總數(shù)達到57個。此外，還有兩個書寫符號：字頭符“—”，用于字首元音字母之上；連接符“|”，用以連接同一書寫單位的諸要素。書寫以音節(jié)為單位，由上而下直行，轉行自左至右。書體分為正體（楷書）、篆體、雙鉤體等三種。正體最常用；篆體一般用于官印和碑額，具有對稱、均勻、飽滿、整齊等書法特點；雙鉤體極少用，只是偶爾見于碑刻的邊框左右兩側。
八思巴字字母分輔音字母和元音（含半元音）字母兩類。每一個字母原則上代表一個音素。
八思巴字頒行以后，元朝統(tǒng)治者在全國范圍內(nèi)采取了一系列具體措施推行，如頒布關于文字使用的詔令、法令，設置蒙古翰林院、蒙古字學等。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這種文字主要在官方范圍內(nèi)應用，未能得到普遍的推廣。隨著元朝的覆滅，它逐漸被廢棄，成為一種死文字。
八思巴字作為元朝的官方文字，譯寫過多種語言，行用110多年。存留下來的有這種文字的文物和文獻資料，諸如碑刻、官印、符牌、錢鈔和圖書等，成為研究元朝歷史、文化史、民族關系史以及古代蒙古語、漢語音韻史的珍貴材料。
八思巴字碑刻近60種，其中拼寫蒙古語的近30種，半數(shù)已經(jīng)公布于世，包括近年新發(fā)現(xiàn)的元仁宗普顏篤頒發(fā)給南華寺、圓覺寺的兩道圣旨（原件），四川涪陵“石魚”八思巴字題記（原文amidu-dur，aldar“人生——名譽”）等。拼寫漢語的30種左右，多數(shù)已經(jīng)公布于世，包括回鶻式蒙古文《云南王藏經(jīng)碑》的八思巴字碑額。
此外，還有一些用八思巴字拼寫的元朝皇帝的宣敕是保存在文獻里的資料。
八思巴字印章包括皇帝璽、帝師、國師、藩王印，元朝中央和地方各級行政機關、軍事機關及其主管官之印，現(xiàn)存100余方。八思巴字官印幾乎全用篆書，拼寫漢語（少數(shù)民族語言專名除外）。一般印面為八思巴字，印背接近印柄之處大多鐫刻與印面文字相應的漢文及造發(fā)此印的年月日。這類官印，國內(nèi)續(xù)有出土，國外也偶有發(fā)現(xiàn)。如在日本國長崎鷹島附近發(fā)現(xiàn)一顆八思巴字“管軍總把印”。除官印外，還有一些八思巴字的私人花押。
符牌俗稱“牌子”。多呈圓形，銅質或鐵質，或鍍以金、銀，頒發(fā)給各級軍官及使者作為出入關哨、禁地的通行憑證?，F(xiàn)存10余種，牌面文字有拼寫蒙古語的，也有拼寫漢語的，文字短簡。
元朝通行寶鈔，鈔面漢文，面值兩旁各有八思巴字一行，皆拼寫漢語。例如“至元通行寶鈔”，左行為“至元寶鈔”，右行為“諸路通行”。錢幣有“大元通寶”、“至元通寶”等，皆用八思巴字拼寫漢語。
八思巴字圖書現(xiàn)已發(fā)現(xiàn)的有四種：
一、《薩迦格言》蒙古語譯本殘葉，本世紀初在吐魯番地區(qū)發(fā)現(xiàn)，共4葉，現(xiàn)1葉藏于芬蘭，3葉藏于德國。
二、《百家姓蒙古文》，俗稱八思巴字《百家姓》。見于元人增修重版的宋人陳元靚編《事林廣記》。此書有4種常見的不同版本。1、元至順間（1330-1333年）建安椿莊書院刊本；2、元順帝至元六年（1340年）建陽鄭氏積誠堂刊本；3、日本殼祿十三年(1699年）刊本；4、明永樂十六年(1418年)建陽翠巖精舍刊本。
三、《蒙古字韻》為八思巴字譯寫漢語的范本，依韻書的體裁編纂而成，元刻本一直流傳到清代，今僅存一個舊抄本，系元至大戊申（1308年）朱宗文修訂本，現(xiàn)藏大英博物館，日本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曾刊行過影印本。
四、《譯語》是匯編元時各種譯語材料而成，書中有一編《八思巴字字匯》，是20世紀80年代末發(fā)現(xiàn)的重要文獻資料。
從19世紀30年代起，八思巴字文物和文獻資料陸續(xù)被發(fā)現(xiàn)，引起了世人的注目，但是直到20世紀20年代末，關于八思巴字的研究多屬資料的搜集、整理，或對文字的轉寫、解讀和考釋。自1930年龍果夫發(fā)表《八思巴字和古官話》，1941年波普發(fā)表《方體字》以后，八思巴字研究才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中國著名語言學家羅常培從1938年開始從事八思巴字研究，后又與蔡美彪合作，編著《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資料匯編）》（科學出版社，1959年）。已故著名學者韓儒林、羅福頤也發(fā)表過八思巴字研究方面的成果。中國現(xiàn)在已有一批人研究八思巴字及與其有關的資料，其中有蔡美彪、亦鄰真、包祥、鄭再發(fā)、照那斯圖、楊耐思等。在國外，也有不少學者對八思巴字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們當中有波普、龍果夫、伯希和、包澤聶葉夫、蘭司鐵、海涅升、寺本婉雅、鴛淵一、列維茨基、李蓋提、服部四郎、阿爾托、仁欽、霍普、鄧臨爾、蒲立本、尾崎雄二郎、橋本萬太郎、中野美代子、西田龍雄、小澤重男、花登正宏、佐佐木猛、包松等。
八思巴字版《薩迦格言》
參考資料： 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編《中國民族古文字圖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
黔網(wǎng)文（2018）
4500-013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