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傈僳族徽與上刀山的刀架。
弩弓族徽與木制巨弩。
參加緬甸傈僳族闊時節(jié)的泰國傈僳族人。
一場盛大的傈僳族節(jié)日聚會，背后的弩弓形象顯而易見。
在游獵經(jīng)濟時代，一把“勁弩”就是傈僳族一家人的生計所系。傈僳族長期過著游獵生活，四處遷徙，弩弓不僅是傈僳族男子隨身所攜的工具，還是男子漢的配飾和身份標識。
按照傈僳族的傳統(tǒng)，男孩子要接受弩箭技藝教育，學習制作弩弓便是其生產(chǎn)教育的第一課。弩弓伴隨傈僳族男子的一生，生前，白日佩帶于身，夜晚高懸床頭；死后，也要把生前所用弩弓掛于墳前。
人類學家在多點田野的調(diào)查中發(fā)現(xiàn)，弩弓在傈僳族的生產(chǎn)生活中一直對應其跨國遷徙的文化嬗變。
被神化的“弩弓”
在怒江流域及其以西的緬甸，以及泰國、印度與美國等國家的傈僳族中，長期流傳著一個相同的歷史記憶——有關“石月亮”作為族源地的傳說。
在這個關于族群起源的傳說中，住在怒江高黎貢山江邊的傈僳人男性祖先啟沙用天神賜予的“神弩”射出“神箭”，在山頂石壁上留下了一個酷似月亮的石孔。至今，高高聳立的“石月亮”已成為了由此西遷、南移的傈僳族回望故鄉(xiāng)的地理和文化坐標，并泛化為中國西部傈僳與境外傈僳的尋祖之地。
但更為重要的是，這一傳說透露了一個信息——傳說中一把“神弩”阻止了作為異族強勢文化象征的龍王毀滅人類的企圖，而使同樣是異文化象征的龍女與傈僳男性祖先得以結(jié)為夫婦，同時，也因為“神弩”穿石泄洪，使啟沙和妹妹幸存下來，亦結(jié)為夫婦，繁衍后代?？梢姡褪沁@把弩弓，成就了歷史人類學家薩林斯所言“陌生人王”理論的傈僳族版本。更有意思的是，在“石月亮”傳說中，有兩種外界力量作用于傈僳族，即試圖阻撓啟沙跟龍女相愛的龍王，與賜予啟沙“神弩”“神箭”的天神。再聯(lián)系傈僳族歷史上在橫斷山脈三江并流區(qū)域復雜的民族關系，傳說中的兩種外界力量也不過是傈僳族復雜族際關系的折射。這在川滇藏交界地的民族互動史中并不少見。
“石月亮”族源地傳說的另一個意義是，世代重溫的傳說中射穿石壁的弩弓，事實上已深深烙印在很多傈僳人的歷史記憶里，它被稱為“神弩”，被賦予了拯救民族于洪荒之災的神圣意義。因此，傈僳族對于弩弓有諸多禁忌，如女人不能從男人的弩弓上方跨過，懷孕與月經(jīng)期的女人不能觸碰弩弓，等等。筆者認為，“石月亮”傳說所呈現(xiàn)的，仍然是古代狩獵經(jīng)濟時代弩弓在傈僳族生產(chǎn)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正因其重要性，才被神圣化于族源和族源地的神話中。如此，弩弓、“石月亮”就與族源地緊緊地聯(lián)系在一起，成為了中國西部與境外傈僳族族源地歷史記憶的重要物化載體。
狩獵經(jīng)濟時代作為生產(chǎn)工具和武器的弩弓
經(jīng)歷過的歷史，總會在群體的記憶中留下或隱或顯的痕跡。弩弓之所以在傈僳族的歷史記憶中占據(jù)如此重要的位置，首先源于它在生產(chǎn)生活中的重要用途。
游獵經(jīng)濟時代，在傈僳族的生產(chǎn)活動中，一把“勁弩”就是全家生計所系。又因為長期過著游獵生活，傈僳族男子弩弓不離身， 獵野獸，射野禽，全家老小肉食多由此而來。弩弓就成為傈僳族男子從事生產(chǎn)活動的重要工具和隨身所攜的配飾。這種狀況一直持續(xù)到上世紀80年代中國政府在傈僳族地區(qū)實施禁獵政策而收繳弩弓為止。
在傈僳族的傳統(tǒng)教育中，男孩子首先被教會的是制作弩箭的技藝，或言傳，或身教，學習制作弩弓便是其生產(chǎn)教育的第一課。從少年時代學習制作小弓箭射殺鳥雀、麂、兔等小型禽獸，到稍長時學習制作強弩毒箭，射殺野牛、熊、豹等猛獸。弩弓伴隨傈僳男子的一生，生前，白日佩帶于身，夜晚高懸床頭；直至去世、安葬，也要把其生前所用弩弓掛于墳前。還要由巫師射箭三支于送葬隊伍進家相反的方向，以驅(qū)防惡鬼跟隨到家?？梢哉f，在傈僳族人看來，不會制作弩弓，就不是傈僳男人；不會使用弩弓，也不是傈僳男人。弩弓成為了傈僳男性的身份標識之一。
正是弩弓這個極為重要的生產(chǎn)工具，使傈僳族能夠適應山地射獵生活。他們自由游弋于中國三江并流區(qū)域與緬甸恩梅開江、邁立開江的廣闊地帶，長期沿襲一種人類學家斯科特所言的“逃離的藝術”。因此，弩弓也是游獵經(jīng)濟與定居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逃離”與“非逃離”族群的分界物。
“栗粟，有生、熟二種，巖居穴處，或架木為巢，囚首跣足。高鼻深眼，身著麻布，披氈衫，獵取禽獸為食。居無定所，食盡即遷。佩弩帶刀，雖寢息不離……近惟居瀾滄江邊者，稱為熟栗?！痹谶@條文獻記載中，仍然可以看出“佩弩帶刀”是外界區(qū)分“生”、“熟”傈僳的一種物化標識。這是因為弩弓在其生產(chǎn)中的用途多寡，與其居處遠近、受漢文化影響深淺，以及游獵經(jīng)濟所占成分多少有關。
天啟《滇志·羈縻志·種人》也載：“力些（傈僳），……善用弩，發(fā)無虛矢，每令其婦負小木盾徑三四寸前行，自后發(fā)弩，中其盾者而婦無傷，以此制服西番”。此處的“駑”是傈僳族與周圍民族關系中的弩弓——一把弩弓就制服了以驍勇彪悍著稱的“西番”，因此弩弓也是傈僳族的生命財產(chǎn)、家庭、民族安全所系。聯(lián)系史實，在明嘉靖時期以來，在金沙江中上游地區(qū)木氏土司與吐蕃貴族的長期拉鋸式戰(zhàn)爭中，如果不是傈僳族勁弩毒箭之強，傈僳族的地位與作用可能又是另一番景象。因此，今日傈僳族從金沙江到瀾滄江、怒江，再到緬甸伊洛瓦底江的分布格局，也與其歷史上在族際互動中的傈僳“弩手”身份及其戰(zhàn)斗力有關。
清初以來，有傈僳族弩手受中央王朝命，守衛(wèi)騰沖到盈江、龍陵邊境36道（有說72道）關卡，按騰沖一帶的民間說法，騰沖的麻氏、余氏等傈僳大姓的祖上就是由漢族地方官員從怒江請來守關的，他們近年編撰的家譜也是如此書寫。清中后期，六庫白族土司段浩“拓疆五百里”，將其勢力范圍拓展到今緬北茶山地，也是因為有其屬下傈僳弩兵沖鋒陷陣。清末，阿昌族土司左孝臣甘拜地抗英，以及之后六庫段氏白族土司魯掌、茶氏彝族土司片馬抗英、抗日，皆有傈僳棕衣兵持弩守疆保家。在多雨多霧多藤蔓的中緬北部叢林里，有時候弩箭比火藥槍彈更方便、實用。傈僳弩兵在其頭領勒默奪扒的率領下機智打擊攜帶火藥槍的英軍的傳奇故事，一直流傳至今?？梢哉f，如果沒有“傈僳弩兵”，明清以來中緬邊境的族際關系、民族分布格局或許是另一番景象了；在之后中緬兩國抗擊帝國主義侵略戰(zhàn)爭中，也不可低估傈僳弩兵的作用。由此可見，一把弩弓不但系著全家的衣食所需，也系著弩手的身家性命，還與民族、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同時，就是這把弩弓，又使傈僳族在中緬邊境地帶實踐著一種對國家政權“逃離”與“依附”兼?zhèn)涞摹吧嫠囆g”，即以其山地作戰(zhàn)能力融入到所在國家或地方勢力集團的框架里，獲取國家子民的身份。于是，弩弓又成為傈僳族守邊英雄的身份象征。所以長期以來，傈僳男人身不離弩，弩不離身，宛如合二為一了。
后游獵經(jīng)濟時代弩弓文化在中外傈僳族中的在地化嬗變
從上世紀60年代伊始，特別是80年代以后，中緬兩國傈僳族先后進入定居農(nóng)業(yè)與兼行商品經(jīng)濟時代，似乎弩弓要遠離傈僳族生產(chǎn)生活了。然而恰恰相反，它是以另一種形式，即以脫離了生產(chǎn)生活場景的民族象征符號作用于傈僳族。而且，各國各地傈僳族的弩弓文化，也呈現(xiàn)出明顯的共性兼地方性特征。
民族精英推動下的中國傈僳族弩弓文化變遷
從上世紀50年代以來，弩弓便是中國傈僳族重要的民族象征和文化符號，佩帶弩弓的傈僳男性形象也就頻頻出現(xiàn)于各種書刊插圖之中。
由傈僳族自己設計族徽，是進入21世紀以后的事。云南傈僳族學會的一位精英設計了以太陽、月亮與弩弓圖案組合的族徽，先在其所在的邊境傈僳族聚居區(qū)使用，不久，就贈送給了緬甸傈僳學會。從此，傈僳族族徽就頻頻出現(xiàn)于中國各地傈僳族會議，以及傈僳族的服飾、雕塑中，成為傈僳族最為重要的民族文化標識。怒江、保山、德宏等地縫制傈僳衣帽的傈僳人，多數(shù)會將弩弓圖案或刺繡，或與太陽、月亮組合，或與傈僳族傳統(tǒng)樂器三弦、葫蘆絲組合于男性的衣服前襟、后背、帽子垂片以及男女通用的傈僳包包上。于是，弩弓圖案就廣泛流行于世界各地傈僳族之中。其中就包括受贈或購買傈僳服飾的境外傈僳族，弩弓圖案便具有了激發(fā)世界各地傈僳認同感的功能。
此后又有傈僳族人成立的民族文化設計公司，將弩弓圖案畫于傈僳族人家的房墻上，也將巨型弩弓木雕或磚混塑像屹立為傈僳族村寨寨門。在維西傈僳族自治縣縣城門口，就樹立著一個巨大的弩弓雕塑，昭示著維西縣作為中國唯一的傈僳族自治縣的身份。傈僳弩弓就以這樣的形式存在于中國各地傈僳當中，成為其民族最為重要的文化符號，不斷強化著傈僳族的民族意識。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傈僳族聚居區(qū)的大型活動，如闊時節(jié)、文化研討會等集會中，皆有一群身穿古代傈僳麻布衣服、腳穿麻線草鞋的傈僳族勇士肩扛巨型木雕弩弓，在渾厚的傈僳古歌“擺時”聲中緩緩前行。又有中外傈僳學會的精英引領在前，其他各地參會傈僳民眾則緊隨弩弓之后。由此，弩弓不但突出了中國傈僳精英們引領族人“從月亮走向太陽”，從遠古走向今天的意義，而且也將傈僳精英與民眾連結(jié)起來，將傈僳的歷史與當下連結(jié)起來。幾年來，用于集會的木制弩弓越來越大，扛運弩弓游行的古裝勇士越來越多，其后跟隨的身穿各地傈僳服飾的人群也越來越多，在同樣的歌聲、整齊的步伐中緩緩前進，仿佛是一場傈僳族漫漫遷徙路的再現(xiàn)，其激發(fā)民族凝聚力的功能顯而易見。而引領弩弓勇士的傈僳族精英，不但有中國的，也有從緬甸、泰國受邀而來的，說明中國傈僳族精英推動的弩弓文化，在現(xiàn)代背景下已將遷徙到緬甸、泰國的傈僳族容納進來了。也可以說，由中國傈僳族精英推動的弩弓文化，已泛及緬甸、泰國傈僳族之中，以各種弩弓圖案、雕塑等形式不斷強化著傈僳族跨越區(qū)域、跨越國家邊界的民族認同感。
民族精英呼應下的緬甸傈僳族弩弓文化
緬甸傈僳族在其境內(nèi)的遷徙趨勢是，逐漸從緬北中緬邊境山區(qū)向壩區(qū)遷移，再向密支那城郊聚集，然后繼續(xù)南下到抹谷、曼德勒、仰光等地。這也是緬甸傈僳族逐漸告別狩獵經(jīng)濟，并逐漸分化為亞熱帶經(jīng)濟作物與農(nóng)業(yè)種植、寶石礦產(chǎn)資源開發(fā)與小商品經(jīng)濟等多種經(jīng)營的一個過程，因而弩弓就逐漸喪失了在其生產(chǎn)活動中的重要地位。雖然少數(shù)人——主要是中老年傈僳男性間或遠足狩獵時也會將束之高閣的弩弓拿出來，但是對于大部分緬甸傈僳族而言，弩弓已經(jīng)越來越遠離他們的生活了。更多的是在類似“石月亮”之類的口述故事中，以曾經(jīng)神化為“神弩”的身影出現(xiàn)。也有個別傈僳人家，因舍不得將弩弓扔掉，就作為裝飾品掛于屋內(nèi)墻上，也算是對其傳統(tǒng)生產(chǎn)生活的一個物化記憶。
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伴隨21世紀以來云南傈僳學會與緬甸傈僳學會之間的交往互動，弩弓形象又在緬甸傈僳族中鮮活起來。尤其是緬甸傈僳族在每周三、周六、周日的基督教禮拜時，必然穿戴來自中國傈僳同胞縫制的傈僳族衣帽。于是，其上的刺繡弩弓圖案就頻頻出現(xiàn)于教堂聚會，以及基督教信仰下的婚喪嫁娶儀式與節(jié)日活動中。緬甸傈僳族絕大部分信仰基督教，其傈僳文《圣經(jīng)》與《贊美詩》必裝在傈僳包包里，在家如此，進教堂如此，而傈僳包包上也少不了一個弩弓圖案。近年來，緬甸傈僳族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不少家庭購買摩托車與汽車。其中，有不少車主把來自中國傈僳族地區(qū)的弩弓小飾品掛于車上。這樣，弩弓掛件與衣帽、包包上的弩弓圖案，就時時彰顯著主人的傈僳族身份，并將民族意識內(nèi)化于心。
特別是中緬兩國傈僳族頻頻舉辦跨國會議或節(jié)日，參與的傈僳族人越來越多。只要參會，就必著傈僳族服飾。在男性傈僳的上衣與帽子上，就必有弩弓圖案。這樣，無論是人數(shù)有限的國際傈僳族文化研討會，或是人山人海的國際傈僳族闊時節(jié)，弩弓圖案的衣帽與包包云集，主人的民族身份亦昭然于此。
2011年，緬甸傈僳學會在密支那舉辦了第一屆世界傈僳闊時節(jié)，第一次將十幾米高的弩弓木雕作為會徽。該木雕高高聳立于密支那郊區(qū)闊時節(jié)會場，還有印有傈僳族徽的紅旗插滿會場四周，高高飄揚，與巨型木雕相互輝映，構(gòu)成了一個以弩弓木雕為核心，族徽紅旗環(huán)繞的闊時節(jié)會場空間。其內(nèi)其外，傈僳族空間與非傈僳族空間區(qū)隔明顯。
適應性變遷中的美國傈僳族弩弓文化
在泰國，弩弓圖案仍然存在于傈僳族的世俗與神圣的兩個空間中。前者，主要在傈僳族節(jié)日或婚嫁聚會中；后者在傈僳族基督教徒每周三、六與周日禮拜，以及感恩節(jié)、復活節(jié)與圣誕節(jié)三大節(jié)日里。泰國傈僳族精英與緬甸、中國傈僳族交往頻繁，多通過同胞間、基督教教友間贈送禮物的方式得到傈僳族服飾，同時也接受了縫繡在衣帽、包包上的弩弓。泰國傈僳族精英多有在美國留學的經(jīng)歷，與美國傈僳族的交往也相對較多。因此，通過泰國傈僳族精英的流動，弩弓文化又傳布到美國傈僳族中。
2017年7月，筆者到美國丹佛市，參與考察了美國傈僳學會第二屆年會。在美500多傈僳族人從美國各州居住地趕來，有房的出房，有食的出食，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孩子們也都穿上傈僳族服裝來湊人氣。參會者中，除了美國傈僳族之外，還有來自泰國、緬甸與中國的傈僳族，而人人自費參會，無怨無悔，大家再次在異域空間興高采烈地聚集在弩弓之下。這讓筆者再次感受到了境外傈僳族的凝聚力與超越國界、區(qū)域的民族認同感之強烈。
美國傈僳族青年團契學習傈僳族歷史文化被安排在主會場，有各地傈僳族長輩講述傈僳族歷史文化，鼓勵年輕人奮發(fā)圖強，使年輕人受到了民族歷史文化教育，筆者也受邀做了關于傈僳族遷徙歷史與文化變遷的講座。在手拉手的游戲中，來自世界各地的傈僳族年青人男女手拉手于其會徽下，感覺很是意味深長——他們消除了陌生與隔閡，加強了感情與認同。
弩弓——傈僳族跨國遷徙、互動及文化調(diào)適的承載物
行文至此可以發(fā)現(xiàn)，一方面是世界各地傈僳族生產(chǎn)生活的發(fā)展，另一方面是傈僳族從中國到緬甸，到泰國，再到美國的跨國流動，使弩弓的用途與功能越來越多樣化，發(fā)生了從生產(chǎn)工具、作戰(zhàn)武器、家裝飾品，直至族徽、會徽的變遷。但是惟一不變的是弩弓作為傈僳民族認同感的承載物，在蘊含著民族生存智慧的適應性變遷過程中，它的流動和展演始終富含區(qū)域認同與國家認同象征物的意義。
對應傈僳族因戰(zhàn)爭、區(qū)域族際關系緊張而長期遷徙的歷史，處于所在國家的區(qū)位與主流政治、文化邊緣的傈僳族，當今所突出的弩弓文化，或多或少，或顯或隱皆有其民族身份表達、政治訴求的內(nèi)涵，并彌漫于世俗生活與神圣生活的兩個空間。換言之，是歷史與現(xiàn)實中，傈僳族所處自然環(huán)境與社會環(huán)境孕育了其弩弓文化，并將越來越豐富的文化意義附著于其上。
因此可以說，全球化背景下的頻繁跨境流動與互動及其生存需要，重構(gòu)了跨境民族頗有民族與區(qū)域雙重特征的民族認同、國家認同與區(qū)域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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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緣起——在異國他鄉(xiāng)發(fā)現(xiàn)中國傈僳族的“弩弓”族徽
□ 高志英
2010年，筆者首次赴緬甸密支那調(diào)查傈僳族文化。在緬甸傈僳學會辦公室，學會領導贈送筆者一枚傈僳族族徽——由太陽、月亮與弩弓圖案組合的圓形金屬胸針。并說這是由云南傈僳族學會的領導設計，并親自到緬贈送的。因一次性贈送了五百枚，所以緬甸全國各地傈僳學會的精英們幾乎每人有一枚。之后發(fā)現(xiàn)，在緬甸傈僳學會贈送筆者的傈僳族文字掛歷中，每一頁掛歷上皆印有各地傈僳族學會領導圖片，他們每個人都穿戴傈僳族服飾，而且無一例外在胸前別有這枚弩弓圖案極為突出的胸針。一枚小小的胸針，就將傈僳族的歷史與當下，中國傈僳族與緬甸傈僳族連接起來了。于是，筆者在此發(fā)現(xiàn)“弩弓”，也跟隨著“弩弓”走進了傈僳族跨境流動及其歷史文化變遷的絢麗畫卷里。
之后幾次在緬甸的調(diào)查，以及在密支那與緬甸傈僳學會領導的接觸中，發(fā)現(xiàn)他們都將此族徽作為傈僳族身份象征物，甚至在炎熱的密支那，穿了輕薄透氣的緬裝來與筆者見面，也要別上這枚弩弓胸針——弩弓一目了然，而太陽與月亮圖案也有其意義——傈僳族自認為是“從月亮走向太陽”的民族。又因筆者從緬甸傈僳族祖居地來，跟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有相同的童年記憶，講一樣的傈僳語，并且由云南傈僳族學會推薦、聯(lián)絡前往緬甸調(diào)查，緬甸傈僳族就將筆者也當作云南傈僳族學會之人，并以這枚小小的族徽作為禮物回贈給筆者。
在“異國他鄉(xiāng)”的緬甸，看到了在生長故地傈僳族中極為普遍而熟視無睹的弩弓圖案，筆者頓感親切，也激起不小的震撼。于是，以往在傈僳族人的衣著、家房，以及書本、電影、電視中隨處可見的傈僳族弩弓便在腦海里不時呈現(xiàn)，久久揮之不去。
之后對中國、緬甸、泰國與美國傈僳族的跟蹤調(diào)查也發(fā)現(xiàn)，一枚由云南傈僳族學會制作的傈僳族族徽衍生的弩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無聲地跨越區(qū)域、國界流動，或胸針，或雕塑，或會標，或衣帽裝飾……每當世界各國傈僳族聚會之時，更是一個“弩弓”的海洋——弩弓已然成為傈僳族最為重要的文化象征符號。
在有傈僳族分布的各國、各地的傈僳族學會會徽中，除了以弩弓作為族群主要身份標識外，又附著上了國家、區(qū)域的文化元素，使傈僳族的弩弓文化呈現(xiàn)出一種區(qū)域性差異特征。可見，在歷史長河中，尤其是21世紀以來衍生的弩弓文化，無疑是打開傈僳族歷史文化之門的一把鑰匙，也是揭開當下傈僳族社會文化變遷的關鍵符號。因此，有必要對從生產(chǎn)工具、武器的角色中抽離出來，成為一種民族象征符號的傈僳族弩弓及其多重功能進行專題研究，以揭示跨境民族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變遷中所蘊含的生存智慧。
黔網(wǎng)文（2018）
4500-013號
